陶怡知道了曾經的恩人就是現在“四分錢”事件的制造者，同時也了解了馮寧走投無路的現狀。就在馮寧準備離去時，陶怡叫住了他。 河口工業園區在接到市委的文件后，無奈停止了“四分錢”的獎勵制度，工效立即下降。許多干部不理解這一決定去找余濤。 陶怡把馮寧帶回了自己住的地方，請求房東老太太也租一間房子給馮寧。 面對下降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五的工效，余濤去市委找宋梓南理論。余濤的話引起了宋梓南的高度重視，他找來唐惠年，讓其幫助寫一份內參上報中央。 還在北京等待通訊部批復程控電話設備的周副市長接到市委讓 其速回特區的電話，向正在特區視察的首長當面匯報。首長視察后做出了特事特辦、新事新辦的特區工作準則以及針對通訊問題的專門批示，特區的通訊問題在政策上終于得以解決。 陶怡帶著馮寧到中英街進貨，并利用馮寧的退伍軍人身份順利的把一批貨物混過關。 經過雷伴武耐心的解釋，外商終于理解了特區的難處，雙方就通訊設備一事達成共識。特區終于告別了老式的人工接轉搖把式電話，開始了程控電話時代；余濤的獎勵制度也終獲批示，工業園的工效全面飄紅。然而宋梓南卻在這過程中意識到了另一種危機，他跟余濤提出，應該由全國人大來制定一份明確的適用于全國的特區法規，余濤表示贊同。 特區準備從國湖區著手開始進一步深化改革，可四億元的啟動資金卻難倒了市委領導，為此宋梓南給了周副市長一個字——借。